1950年下半年，我在家乡招贤完小读小学五年级下半学期。有一天，到任不久的张崑校长忽然叫住我，问：
我跟着他到了图书馆，那是学校东北角不到十平方米的土墙屋子，低矮的单扇门，不足一平方米的窗户，还有一张单人小桌。他把钥匙交给我，并交代什么时候开馆借书，以及如何登记之类的注意事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图书馆，而且竟是以管理员的身份。这也是我平生第一份兼职。
张校长瘦长身材，因为高度近视而又没有戴近视眼镜，——当时乡间近视镜还少见——看书和书写黑板都颇吃力，习惯成自然，平时总是伸着脖子并且歪着，人称“歪脖张崑”。他原来在县城第一小学教五六年级语文，我哥哥是他的学生。先后在两个学校教兄弟二人，他可能会感到新鲜好奇吧？后来听哥哥说，张崑是跟解放军上过山的。所谓上山，就是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随解放军从温县撤到相距不远的晋东南晋城、长治一带，次年温县再次解放后返回。县第一小学教员中有这种光荣经历的只有张崑和另外一位教师，在招贤完小则只有张崑一人。事有巧合，我和哥哥也是上过山的，因为妈妈和外祖父是村干部，害怕受到迫害，领着我们撤到晋城。或许是这种相似的经历所产生的亲近感和信任，他在县第一小学也指定过我的哥哥管理那里的图书馆。张崑终生在温县教育界工作，对地方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我1998年10月返乡时曾和哥哥一道去县城东的张屹塔村看望这位老校长。他已卧床多年，那天坐起来和我们说了几句话，神志还清醒。听说不久就去世了，活了八十多岁。算起来，建国初期他不过三十岁出头，但在我们这帮小学生眼里，已经是很老的人了。
图书馆的书，两三个不高的书架还没有装满，估计也就是一二百本吧，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书。当时温县一般村子设初级小学，简称初小，只有一年级到四年级，初小毕业也算一级学历，履历表填“初小毕业”。读五年级和六年级要到高级小学，简称高小或完小，也称完全小学，因为这样的学校也有一年级到四年级，六年级读完叫高小毕业，学历高一级，履历表填“高小毕业”。农民有把高小、中学、大学比附为秀才、举人、进士的级差，说高小毕业是秀才的。高小一般设在集镇，温县的集镇大体上半径四五公里左右一个，多为后来的乡政府所在地。我是在外祖父家所在地大尚村读初小的，那里比我读高小的招贤镇更闭塞，更难见到什么书。大尚村每年农历四月初四庙会，实际上是夏收前的物资交流会，买卖农具和牲口，偶尔也有一两个小摊儿上摆有几本木刻的唱本或者石印的绣像小说，没有钱买，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连在学校用的课本，也曾根据外祖父提议，照别人的书抄了来读，免得花钱买。可以想象，这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图书馆，多么让我眼界大开。可以说，是张崑校长把我领进了书的世界，几十年来我一直感念他的恩德。写这篇文字的最初动机，就是纪念我小学时代的这位校长。
借书是在课余游戏时间。我尽心尽职，下课就到图书馆坐着，接待同学借书。但借书的人并不多，我也就有了许多读书的时间。直到读完六年级离开这所学校，我把图书馆里那些懂得的、似懂非懂和完全不懂的书，胡乱翻了个遍，读了对当时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不算少的书，也可能是当时那所学校读书最多的学生。开始是读古代历史题材和革命战争题材的连环画。接着读小说，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类书能懂，鲁迅的小说就不能够领略了。我自幼喜欢历史故事，见有一本《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望文生义，以为是宫廷政变故事，翻翻完全不知所云，只是从此知道了有这么一本书，在大学期间终于读了。我不记得图书馆是不是张崑就任校长后建立起来的，也不知道这些从连环画到马克思著作的图书是从什么渠道进来的。这些今天看来从纸张到印刷质量都很差的图书，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立竿见影的效果，是老师开始在我的作文簿上批“有长进”甚至“大有长进”。
之后读中学和大学，我都是图书馆的常客。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和笔墨生涯，更不免和图书馆打交道，从图书馆得到帮助甚多。不用说，任何一个都是招贤完小的图书馆无法比拟的，就像是人类从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代。我念过书的两所中学，工作过的几个单位，图书馆都是开放的，我和图书管理人员都混得很熟，即使不是明文规定也是默许，可以到里面自由浏览选择。北京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多彩，有不少稀缺珍本甚至冷僻的书，虽然不开架，不能自由进入书库，但查索引借阅还是很方便的。即使在我念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各种受批判的所谓“封、资、修”的书籍也是可以借阅的，因此能读到在其他学校很难读到的书。当然，我更喜欢开架借书，但开架借书并不是所有图书馆都适宜。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除办公楼南侧的图书馆楼本部外，还有几个藏书和借阅的地方。我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写孙中山和朱执信的社会经济思想，查阅《民报》，是在外文楼的善本藏书室，善本书只能在那里看，不能带走，但可以抄录。北大图书馆几个藏书的地方，供阅览的桌子都比教室的桌子宽大，同学们都愿意在图书馆看书，但座位并不总有。毕业时办理各种手续，其中一项是清理借书，交回借书证。
几十年来，图书馆不断把我引进知识的世界，期间也有不少故事。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那里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从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邓力群、胡绳，到编委和各编辑组组长，都是鼓励青年人读书的。那里的图书馆藏书数量不算多但颇具特色，有许多在学校里见不到的书，特别是当时被列为批判对象的国际上那些代表性著作，严格控制发行和阅读范围，按类别分别印成灰皮和黄皮的内部书，在这里都可以借阅，而且可以自由进入书库，借书数量也不受限制，我经常在那里泡。“文革”初期，有一天我正在书库翻书，忽听得外面吵嚷，有人大喊：啊，这里有很多“封、资、修”！我闻声出来，见是一群红卫兵闯进来“扫四旧”，管理员是一位女同志，极力劝阻但寡不敌众。我急中生智，非常严肃地大声喊道：“同学们，《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这两个字是毛主席题写的，这里的书都是编辑工作需要的，‘封、资、修’的书是供批判用的，图书馆不能冲！”来“扫四旧”的红卫兵像是一群中学生，大概是因为我理直气壮，又是比他们大几岁的年轻人，看样子不像是什么“黑帮”和“走资派”吧，经我这么一喊，竟和平撤离。说实话，那两年我还真读了图书馆里不少“供内部参考”、“供批判用”的书，包括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热德拉斯等人的著作。这些书虽然大多枯燥乏味，但确实能开阔眼界，加深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理解。有趣味的是全国政协编印的几十本《文史资料选辑》，我从中了解到由亲历者讲述的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细节。印象深刻的，还有讲述二战期间国际间谍活动的《秘密战》，以及美国负责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一位将军讲述原子弹研制和投放过程的《现在可以说了》之类的书。不久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无图书馆可进，有好几年很难找到什么书读。
1994年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李鹏总理访问奥地利。此行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奥总理弗拉尼茨基的欢迎宴会是在国家图书馆豪华大厅举行的。这是1726年建成的巴洛克型圆顶建筑，外观像是教堂。四壁书架装满了书，分上下两部分，中间隔以走廊。我数了数，上下各有十三层，手不可及的高层书需借助梯子，地面和中间走廊都放置有梯子。地面贴近书架的玻璃橱柜内，陈列着一些约长两尺许、宽一尺许的大型善本书，是十四世纪保存下来的拉丁文手抄本，最为宝贵。圆顶绘有大型彩色壁画，直至书架顶端。这个国家图书馆馆藏六百七十多万册（件），其中包括手稿两万五千件，音乐作品十多万件。这个大厅是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主体部分，藏书二十万册，一直是对学术界开放的。把国家图书馆大厅作为国宴大厅，真是别出心裁。走进大厅，让人立刻浸润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因为宏伟宽敞且光照适度，虽四壁皆书而毫无压抑之感。据说，这是一百五十年来第一次在这里举行宴会，一百五十年前皇帝曾在这里举行过宴会。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出席过不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的国宴。连许多发展中国家宴会厅也是金碧辉煌，但多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色，早已印象模糊。唯独在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大厅举办的这次宴会，留下难忘的记忆。
我曾经在几个研究机构担负领导工作，都想在那里建设一个更好一点的图书资料室，没有一个成功，都是因为没有房子，成为遗憾。但是，在家乡建立一个公共图书馆的愿望实现了。
前几年，我和我的哥哥王梦周（焦作大学教授）、堂兄弟王梦恕（中国工程院院士）商定，利用我们在温县安乐寨村的祖屋，办个“兄弟书屋”，让这些闲置的房子物尽其用。我们的倡议，得到村、乡和县、市各界人士的热情响应和支持。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还好，规模也比预想的大。
现在兄弟书屋总共有房屋五座十五间，其中一座三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带着我的女儿回乡居住，拆了我家别处的三间房子，在毁于侵华日军炮火的祖屋地基上新盖的。母亲生前，我把建立图书馆的想法和她商议过，她清楚农村孩子读书的困难，欣然同意，书屋建成也是对母亲的一个永久性的纪念。另外有三座各三间濒危不能使用，作了大的修缮，从一座房子屋脊檩上的文字判断，这些房子始建于1838年。还有一座三间穿堂屋毁于19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是仿照原型重修的。2008年4月5日，我从北京回乡参加书屋揭牌开张仪式，那天街上男女老少挤满了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见到村里这么热闹过。那天我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小学时代的同学，有的是特意从陕西和贵州赶来的。省市县乡有关领导也前来祝贺。我不由地回想起招贤完小那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想起几十年来我进出过的各种各样的图书馆。我从呼前拥后的孩子们的眼神里，看到了他们对于读书的渴望。我在揭牌仪式上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弟书屋”是大家的书屋，不光是安乐寨村的人，所有支持和帮助书屋的人，所有来读书和借书的人，都是书屋的主人，希望大家多来这里读书，多来这里借书。“兄弟书屋”的木制黑底金字匾额是我书写的。我还撰得一联，请书法家邵华泽同志书写，同样制成木质黑底金字，悬挂在作为书屋主体部分的那间穿堂大厅前的柱子上：
这副由书法家书写的楹联，为书屋增色不少。书屋的建立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书屋现有藏书一万多册，免费开放。据统计，书屋开张以来，本村和周边村庄每年来借书的有一万多人次，其中60%是中小学生，中年人占25%，老年人占15%。管理图书的是本村退休在家的教员和干部，他们都很尽心。书屋同时还陈列着一些村史资料，有进一步充实图书和其他展品的余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农家书屋”的匾牌，县政府又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更为书屋的长久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我自己的藏书，只有适合农村阅读的很小一部分送到了书屋，相当大一部分藏书送给了焦作大学图书馆，所剩藏书今后也将陆续送到那里。我的故乡温县属焦作市辖，焦作大学是改革开放后创办的，对图书有需求，把书送到那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捐赠的图书虽然没有什么孤本秘籍，也有些独特之处：有些书是作者签名赠我的；有些书印数很少，书店里很难买得到；还有些是内部发行的图书和研究报告。我自己的著作和编辑的书，那里保存得也比较齐全。根据我多年从图书馆借书的经验，图书馆里只有暂时无人借阅的书，没有永远无用的书。近年来常听说，某某学者去世后藏书很快散失，殊觉可惜。焦作大学专为我捐的图书开辟阅览室，指定有专人登记管理，据说颇受欢迎。对于我来说，这些书是似散而实聚，也是长久保存之道。把书送到那里，我心里感到踏实，还常常怀有亲切的牵挂。
互联网技术革命提供了空前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使人们能够轻易地获得海量的信息。纸质图书和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强烈冲击，不少图书馆在进行资源重组和功能再造，电子图书在充实图书馆的内容，“兄弟书屋”也有了电脑。图书馆作为文化的载体和历史的遗产，是不会消失的。
行文至此，我突发奇想：既然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大厅恢复了它作为隆重国事活动的功能，“兄弟书屋”除了借阅图书，会不会成为安乐寨村别有情趣的聚会和其他文化活动的场所呢？听说，现在王氏宗族大年初一拜祖宗，以及村里红白喜事书写对联和挽联，就是在书屋进行的。还筹划在书屋作村史陈列。书屋还有很大的功能潜力，现在只是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