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坚派作家阿乙的最新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上市，这是阿乙历时五年浇铸首部长篇小说，修改逾十稿，也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出版上市以来，已斩获“亚洲周刊2017年十大小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2017年度作品”、“2017《深港书评》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多项大奖，在学者、作家、媒体、读者中赢得了很高的美誉度。目前除了中文版外，意大利文版已经出版，英文版已完成翻译，瑞典文版正在翻译中。
近日，阿乙做客单向空间，与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胡少卿以“小说的手艺”为主题，围绕新作《早上九点叫醒我》就中的想法和心得等进行了对谈。
小说名来源自阿乙读过的博尔赫斯的一本访谈录。博尔赫斯提到要写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早上九点叫醒我》。但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阿乙并没有发现这部小说，便就用这句话——早上九点叫醒我——做书名。小说里，寿辰日，大醉之夜，宏阳叮嘱内人金艳，隔日唤其起床，然而他却再未起来。故事由此开始，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的讲述，回溯了宏阳——一名曾被简单认为只是亡命之徒的文盲——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必要的诈术，成长为镇上闻人的经历。
阿乙介绍说，本来故事有一个“惊悚”的结尾——那也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一个人被人以为喝酒喝死了，很快下葬，可是后来政策上要求火化，开棺后却发现他在棺材内有挣扎的迹象——等于这个人是被活埋的。第一次听见类似的故事时，心灵很受冲击，觉得世上最惨的事情莫过于此，于是就想把它写成一个小说。但是小说写完后改变了想法，自己的目的不是讲一个爱伦·坡式的故事，而是为了讲述乡村的一个画卷，一个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南方乡村的最后的挽歌式的画面，惊悚的结尾反而会冲淡这种气氛，所以最终舍弃了。
葬礼是非常能体现一个地方乡间民俗的场景，所以阿乙以细致的笔墨描写了一场葬礼，实际上是在细致的描绘一个巨大的背景，描绘一个舞台。阿乙说，“我是要让各种各样的人就是上这个舞台来表演，来看一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南方农民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在我的小说里看到的农民，已经完全不同于贾平凹小说里的农民，也不同于《白鹿原》的农民，他是属于中国南方独有的、很市侩、势利、一切向钱看的新时代的农民。是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沦丧的这一代农民。”
胡少卿注意到了阿乙小说中的语言特色，这使《早上九点叫醒我》的成为一部“无法归类”的作品，尽管小说描绘的是农村、农民的生活，但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处在一种精神生活当中、他们的讲话、叙述都带有一种哲学家似的思考和语言的诗化。
对此阿乙有自己明确的写作理念，他认为如果小说中只是重复平常人物的日常生活、日常语言，那么他们的枯燥和干瘪会一样会呈现在小说里——所以在写作中始终提醒自己“不能太受原生态的直接诱惑”，一个好作家绝不能做生活的复制者，而是要做语言的“萃取大师”，绝对不要成为一个比自己智识水平低下的人的传声筒。
对于以短篇出道的阿乙而言，长篇成为一个新的挑战，阿乙认为是这一个“压不住”的过程，从一开始有构思到后来写出来，作品中的人物好像到了一个沸点，开始要自说自话，于是才有了这样的篇幅。胡少卿认为，因为《早上九点叫醒我》只是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叙述，无法展开如“清明上河图”那样的长卷，所以阿乙采取了一种“挖井式”写作，在有限的人物身上“挖”出更深的内心隐秘与精神空间。
《早上九点叫醒我》最引起读者注意的，是有近乎三分之一的篇幅似乎“偏离”了主题人物、“节外生枝”地讲了另外两个人的故事，阿乙笑说这是自己“任性”的结果。阿乙举例说，自己经常去天坛公园散步，公园里面最多的就是老树，每一棵老树都有一个很怪异的树瘤，树瘤和树本身组成一个整体，平添了许多苍劲古老的感觉——《早上九点叫醒我》中插入的故事就是一个“树瘤”，以“协调中的不协调”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也是在写作结构上的一个尝试。
关于写作、关于小镇、乡村，阿乙也坦承在这方面经验的资源已经快被“挖空”，自己也在考虑“寻找新矿脉”的问题，尽管在城市也生活了很多年，但阿乙认为，必须距离当前的生活有一定距离时，才能更好地审视它。无论怎样，阿乙在写作方面从未停止过思考与尝试，也令读者对他的将来有所期待。
小说名来源自阿乙读过的博尔赫斯的一本访谈录。博尔赫斯提到要写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早上九点叫醒我》。但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阿乙并没有发现这部小说，便就用这句话——早上九点叫醒我——做书名。小说里，主人公宏阳喝醉后，向自己的内人叮嘱，让她做一个人体闹钟，到了早上叫醒他。次日晨，等到要叫醒他的时候，他的内人发现他已经死了：他把自己喝“死”了。
小说由此开始，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的讲述，回溯了宏阳——一名曾被简单认为只是亡命之徒的文盲——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必要的诈术，成长为镇上闻人的经历。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爱情、信仰、义气和亲情。小说通过他，对逐渐消失的乡村及其人物进行了画卷式的描写。
阿乙说：“写这部小说，其实我是想把我的乡村经验复述一遍，最后一次把它写完。我想写两个主题。一是，我印象中的乡村没了；再一个，乡村里有性格的人没了。那我就想写乡村的最后一霸，写这么一个庆典般、节日般的人物。他活着的时候一言九鼎，但树倒猢狲散之后，权威一下子崩解了，自己的棺材说开就开了。”
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人民文学》中篇奖、蒲松龄短篇奖、林斤澜短篇奖得主。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五百万汉字》，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每一部都在图书界引发话题，市场表现不俗。
阿乙已经成为近几年活跃在华语文坛的一线作家，是青年作家中的中坚力量，受到了包括李敬泽、格非等名家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梁文道等文化媒体人的关注，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其中篇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阿乙也成为最先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作家之一。目前，阿乙的作品已经输出了七个语种十五个品种。(新浪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