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袁凌1996至1999年在复旦跟我的一位学长读硕士研究生，后来转到我名下，算是我的第一届研究生。我那时刚毕业留校不久，就装模作样当起“导师”来了，其实是跟他一起学习，不定期讨论读书心得。

他毕业论文写胡风文艺理论，我也感兴趣，但讨论起来，颇不容易。袁凌个性强，不肯轻易附和别人，自己又并不善于表达，所以看起来似乎就是天生爱抬杠。当时我猜想，胡风思想与文风的影响，或许也是一个因素吧。

但很快发现，他的抬杠往往不无道理。表达的不顺畅，则是因为想法独特，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语言。论文初稿出来，很有分量！文风也并不如胡风似的晦涩。

可惜他“读研”第三年，我去韩国讲学，只能通过信件和彼此都刚学会的Email保持联系。这些通信成了我在韩国前半年生活的一种不小的慰藉。

大概我和学生相处，主要抓学习，生活上缺少关心和交流，所以他们毕业后，基本杳如黄鹤。袁凌是例外，尽管联系也并不频繁。他先去西部一家报纸，中文系的根柢毕竟不一样，迅速就以敏锐敬业的“调查记者”形象现身于媒体，几篇“大稿子”轰动一时。但原单位渐渐呆不下去，不久便成了“北漂”。

他和北京的媒体似乎颇能相得，很快又如鱼得水，继续写“大稿子”。2014年《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广西师大出版社）用纪实或虚构一口气写了当代中国九十九种死亡，算是不惮以最大的勇气，在早已令人不忍目睹的惨状之侧，固执地添上了自己的一笔。其中许多内容，就是那些“大稿子”转换而成。

但他这方面很少跟我交流。偶尔通信、电话或来上海出差，主要还是谈他的小说和诗歌。袁凌写诗有年头了，但发表甚少，直到2011年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推出诗集《石头凭什么呼吸》。他知道我不懂诗，照例送来一本，让我没事时偶尔翻翻。

和诗歌相比，袁凌小说写作的道路更坎坷，显出的耐心和韧劲也更惊人。离开西部那家报社时，就完成了一部扎实的长篇，反映巨变中重庆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可能手法过于驳杂，传统的写实之外，又吸取各种现代乃至后现代形式，而且毫不掩饰其感时忧国的激越与沉重，与当下文学流行色不甚投合，我帮着推荐，他自己也四处投稿，转了许多圈子，至今还未能发表。

袁凌经常跟我提起他老家“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我想象不出那究竟是怎样一块地方，但我知道他乡土情结牢固，不时要回去看看。2005年，他突然辞掉北京工作，在八仙镇住了一年。我不知道这年袁凌个人生活发生了什么，只晓得他暂时“归隐”期间写了许多短篇。最先拿给我的是《国风组篇》和《哥哥》，我一读之下，大皱眉头，心想不妙，袁凌又要在短篇领域反潮流了。90年代以来，经过“先锋”和“新写实”的洗礼，短篇还想发表，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技巧翻空出奇，二是生活信息新鲜密集。这两点袁凌都不具备。比起那部至今还在抽屉沉睡的长篇，《国风组篇》和《哥哥》手法又趋于另一极端：太单纯了，让人觉得毫无小说应有的技巧，萧散到底，恰如色调淡至极点的水墨画，要仔细端详，才能看清其中的山水人物。

更何况，现在的小说和电影恨不得往前穿越到几百年之后，往后却至多愿意穿越到明朝，袁凌竟要将故乡的人事写到周朝《国风》里去，这怎么可以呢，尽管他的故乡真的在诞生了一部分《国风》的汉水流域。

果不其然，《作家》、《小说界》刊载了几篇，大多未能发表。袁凌见我为难，也没再让我看他另外的作品。

现在上海文艺决定出版袁凌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选，包括上面提到的《国风组篇》和《哥哥》，一共八篇，我不禁欢呼雀跃，知道他的小说终于碰到识货的了。

若问他这八则短篇有何特色，我只想简单说一句：不好读。

如果你走惯了城市的硬化路面，如果你早已闻不到这大面积硬化的路面所掩盖的数十或数百年之前泥土的气味，那么袁凌专写泥土和在泥土中辛苦地求活路、从泥土而生又一律化为泥土的人们的几乎无事的悲剧，你肯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相信现在真的到了物质丰盈而人性萎缩的“小时代”，如果你以为都市工作场所、豪华别墅或蝇头蜗居便是人类普遍永恒的生活空间，那么袁凌的笔一味指向被都市化进程远远抛在后面的青壮走空、惟余老弱、地老天荒、渐复往古的穷乡僻壤，你肯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看惯了也喜欢上了当下流行的类似唐传奇加三言两拍的新奇刺激的故事，那么袁凌的淡到极点的故乡人物速写，你肯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喜爱空腹高心的“国族寓言”，像袁凌这样沉入日益淡薄的亲情与乡情，只偶尔谛听在远方“打工”的乡亲的命运，此外几乎遗忘了你所在的远方，甚至像第一篇《世界》那样，特地让一个农民在你们的远方弄瞎了双眼，然后在黑暗中辗转回乡，仅凭听、闻、触、想、回忆，重新建立他和故乡的联系，那么你也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在“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河流浸泡已久，冷不防遇到袁凌的混合着方言、古语甚至根本就把方言古语混为一谈的疙里疙瘩、难以一目十行“悦读”的小说，你当然也会觉得不好读。

如果你熟悉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也许能看出他们和袁凌之间的某种联系。但袁凌毕竟不是很可能早已被过度阐释了的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或贾平凹，所以你最终还是会觉得他的小说不好读。

要把袁凌的小说读完，甚至读进去，又有所收获，就非得和上面几种情况反一反。

否则，你大可不必去读。

编辑韩樱女士寄来打印件，叫我写两句吆喝的话放在腰封，我竟主动请缨为之作序。不想书稿带在身边，慢慢翻看，中间不断为琐事所困，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实在不能再拖，只好略述我们之间的交往，以及他在文学上走过的坎坷之路，外加六个“不好读”和一个“不必读”，权当一篇大打折扣的序言吧。正面阐释，只好交白卷，但免了“嚼饭予人，徒增呕秽”的罪过，也算是“有一失，必有一得”吧。

2015年7月11日

【书籍信息】

这是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南方传媒两届年度致敬记者、著名媒体人袁凌辞职回乡数年写就的一份记录。

这是献给这个时代沉默大地和大地上的人们的文字。

重新凝视千百年来供养与安顿我们的土地，

那个曾经丰盈、充满灵性和坚韧生命力的乡村能否回来？

这是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

内容推荐：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这是袁凌的家乡，也是这部小说集中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他们当中有在煤矿事故中失去眼睛，一身伤痛地回到家乡的中年人；有一身旺盛青春在大山深处犹如困兽的年轻男人；有出国打工染上艾滋病客死异乡的年轻女人；也有翻越大山只为打一个电话给自己安排后事的老婆婆……这些故事来自土地，也终将被埋入土地，而袁凌用深情而克制的文字写下了他们的命运，使之得以被见证。

这样的乡村在当下中国并不罕见，这片土地曾经丰沛鲜明而神奇，而现在，它黯淡、受损、贫瘠，但几千年以来至今，这片土地依然在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庇护与慰藉，也在为看似遥远的城市文明提供生存根基——如同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乡。而那些人，他们沉默地挣扎着、卑微地祈求着、也郑重地感激着，他们不乏尊严，正如那些与我们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

我们需要一支犀利的笔写下中国乡村现状，我们更需要这样充满温度与细节的文字带我们重新回到乡村，重新认识土地上的人们。因为家乡从未真正关闭通向她的道路，认识他们，也是认识我们自己，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

愿我们都成为寻路者中的一人。

作者简介：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知名记者，曾发表有影响力的调查和特稿报道多篇，代表作《走出马三家》和《守夜人高华》获得2012、2013腾讯年度特稿和调查报道奖，暨南方传媒研究两届年度致敬。《南方周末》和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在《小说界》《作家》《天涯》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十万字。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等书。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新浪2014年度好书榜入围，归园雅集2014年度散文奖。

媒体评论：

袁凌的语言和叙事，因对大地生活的凝神关注而绵密细致，如清泉缓流，点滴注入，持久涤荡。人物因此充满情感并富于层次，乡村也因此重又恢复它的丰盈、灵性和坚韧的生命力。 ——著名作家 梁鸿

袁凌的写作，无论散文与小说，都是一种“在场”的态度。他始终直面底层社会的冷与无奈，冰刀般地划破时代表象之华丽。在众多写作者都调脸不顾脚下这块土地之凉薄时，他依旧扑匐其上，尽其体温以图敷热那些悲寒之生命。——著名作家 野夫

如果你熟悉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也许能看出他们和袁凌之间的某种联系。——著名评论家 郜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