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廉政建设的路径

在现阶段，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教育为基础、以法制为保障、以监督为关键的教育、制度、监督有机统一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方针，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廉政建设。

1.制度建设是前提：进一步完善廉政建设的法律制度。

廉政建设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必须以科学合理的制度为前提。加强制度建设包含三方面含义：其一，要树立起制度意识。要意识到制度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树立起制度的权威，把制度作为制约权力和廉政建设的基础载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更需要走出一条依靠制度改革的治本之路。其二，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廉政制度。当前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公务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健全政务公开制度，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公务员责任制和领导问责制。其三，要严格执行制度。制度得不到执行，其效力将化为虚有。目前特别要注重加强对法律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持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2.发展是根本：在改革和发展中推动廉政建设。

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要求，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廉政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发展，廉政建设的许多问题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得以解决。廉政建设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大多是

长期以来制度和机制不健全的结果，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通过改革和创新来解决制度本身的问题。同时，制度又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这也要求重视制度的修订和完善，重视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发展。《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解决腐败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用发展的观点解决问题，这些既是对我国反腐败历史经验的根本性总结，也是当前和未来深入推进廉政建设的根本思路和办法。总之，我们要注重制度创新，使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要使制度科学有效、行得通、做得到；要注意借鉴国外经验，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廉政建设的制度性和源头性问题。

3.权力监督是关键：健全权力配置、制约与监督机制。

廉政的直接客观现实目标就是遏制腐败，而“腐败的核心问题无疑是一个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运作问题”。廉政建设必须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而权力得以正确行使的前提是权力的合理配置。我国《宪法》规定了基本的国家制度，为权力的配置提供了总体的原则和程序。据此，实践中要根据客观实际和权力运行的规律，进一步理顺具体权力之间的关系。同时，要理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关系，把对权力的科学配置和对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在权力运行过程当中，既要高度重视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又要高度重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既要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又要高度重视党外监督，把党和政府的内部监督与来自人大、政协、司法机关、新闻舆论、人民群众等的外部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完整而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特别要强化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突出监督主要干部。当然，这些权力监督和制约都是以制度为前提的。

4.利益协调是重点：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和获取机制。

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利益被排除在廉政的范围之外。其实，利益一直居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权力的配置实际上是在形成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而权力被滥用的源动力则是权力能给其掌有者带来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利益。很多具有体制性和制度性的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廉政建设的攻坚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利益问题。如果单靠惩罚和监督，不去解决深层次的利益问题，则惩罚和监督的效果将大大降低。如果能从根本上协调利益，化解廉政建设中的深层次体制问题，就会大大减小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解决廉政建设的瓶颈问题，廉政建设就能深入开展。因此，进行廉政建设必须完善利益分配和导向机制，特别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权力被滥用的空间；要警防由于利益分配不公而造成廉政行为规范的失效，消除因利益分配原因而产生的商业贿赂现象。

5.社会环境是基础：培育廉政文化为廉政建设提供社会支持力。廉政建设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因而必须在全社会培育起廉政光荣、腐败可耻的廉政文化氛围。我国当前的主流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已认定了廉政在法律或者道德上的普遍性标准，但这种标准还没有完全转化为民众的普遍性标准，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鸿沟，廉政的主流价值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被扭曲和消解了，社会“潜规则”得以盛行。因此，培育廉政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增强人们对廉政的认同感。此外，还要注意消除对待廉政问题的双重标准现象。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对腐败既深恶痛绝又身体力行，当他人腐败而自己没有得到好处时义愤填膺，而一旦自己掌握权力资源或关系到自身利益时则另当别论。

这种现象危害十分严重，对廉政文化的培育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必须通过加强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加以消除。